浙大学者两年发表3篇Lancet子刊，仅联合几个公共数据库

我的一位老朋友，浙江大学学者，近期又一篇文章发表在柳叶刀子刊，这已经该团队挖掘多个免费老年数据库发表的第三篇的Lancet子刊文章了！

三篇文章同样都出自该团队、同样是联合免费老年数据库数据、同样发表了Lancet子刊！

前两篇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最新成果。

2025年5月2日，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双聘教授徐小林教授团队在医学顶刊柳叶刀子刊《eClinicalMedicine》（医学一区，IF=9.6）发表了一篇题为：“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nd risk of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multimorbidities: a multicohort study”的研究论文。

旨在评估童年与成年时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晚年躯体-心理-认知多重共病的关联。

研究设计

研究团队整合并汇总了三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队列研究：

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第11–15 波（2012–2020 年）
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第 6–10 波（2012–2020 年）
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第 1–5 波（2011–2020 年）

研究最终纳入 24,955 人，12,695 人（50.9%）来自美国，4,135 人（16.6%）来自英国，8,125 人（32.6%）来自中国。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童年与成年时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晚年躯体-心理-认知多重共病的关联。

压力性生活事件（SLEs ）在基线和之前的研究波次中被回顾性收集，涵盖了儿童期和成年期。研究者应用了一致的截断值将 SLEs 转化为二分类变量。

躯体、心理和认知状况（PPC‑MM）在每个研究中都在基线和随访时进行测量。

躯体状况：报告了以下任何一种状况的参与者被确定为患有躯体状况：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慢性肺部疾病、心脏病、中风和关节炎。
心理状况的评估使用了研究特定的工具，在 HRS 和 ELSA 中，应用了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的 8 项版本，在 CHARLS 中，使用了 10 项 CESD。
认知状况的评估基于研究特定的认知测试，包括情景记忆、定向力以及执行功能。

具体计算方式详见原文，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展示啦！

主要结果

在 24,955 名参与者中，4284 人（17.2%）报告童年压力事件，6509 人（26.1%）报告成年压力事件，5364 人（21.5%）报告两者均有。

1.描述基线至随访期间 PPC‑MM 的进展

使用桑基图描述基线至随访期间 PPC‑MM 的发展，按 SLEs 暴露情况分层。结果显示，随访 8–9 年期间，10,913 人（43.7%）发展为躯体、心理和认知多重共病。

2.探讨合并人群随访期间 SLEs 与 PPC‑MM 的关联

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算合并人群随访期间 SLEs 与 PPC‑MM 发病的风险比（HR）及 95% 置信区间（CI）。

结果显示，经调整年龄、性别、研究来源及教育水平后，与无压力事件者相比，童年及成年均有压力事件者发生不同类型多重共病的风险分别为：

躯体–心理共病：风险比 1.71（95% CI：1.54–1.90）
躯体–认知共病：1.26（1.16–1.38）
心理–认知共病：1.58（1.22–2.04）
躯体–心理–认知三重共病：1.89（1.69–2.11）

生命全程经历 SLEs 的参与者 PPC‑MM 风险更高，且含心理成分的共病关联强度高于仅含躯体或认知成分者。

此外，研究者在合并人群及各研究中，分别对每一类 SLE 与 PPC‑MM 的关联（同等协变量调整）进行了分析。

为评估关联稳健性，还进行多项敏感性分析，显示结果一致！

3.探讨 SLEs 对不同健康状态转变至 PPC‑MM 各阶段的影响

采用多状态时间模型（multi-state model），将死亡设为竞争事件（ELSA 无此信息，且样本量有限）。

共识别七种转变路线：1）基线→躯体–心理；2）基线→躯体–认知；3）基线→心理–认知；4）基线→三重共病；5）躯体–心理→三重共病；6）躯体–认知→三重共病；7）心理–认知→三重共病。

利用 R 包 “mstate”估算以上七种转变的 HR 及 95% CI（同等协变量调整）。

结果显示，在 24,955 名参与者中，1,023 人（8.3%）直接从基线转至三重共病。

童年压力事件主要与从基线向躯体–心理和心理–认知共病的转变相关；

成年及全生命周期压力事件则与所有类型共病的转变显著相关（例：≥2 项成年压力事件 vs. 0 项，转变至躯体、心理和认知三重共病：HR 1.73，95% CI：1.43–2.09）。

排除基线已有任何状况者后，转变比例下降，但关联更强（≥2 项成年 SLEs vs. 无 SLEs 转至三重共病 HR 2.10，1.27–3.47）。

4.生活方式因素对 SLEs 与 PPC‑MM 关联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通过 R 包 “mediation”评估，该包可在生存结局下进行因果中介分析，区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体力不活动和饮酒在上述关联中起部分程度上中介作用，其中饮酒对童年压力事件与躯体–认知共病关联的中介效应最强，占比 18.2%。

综上所述，本研究队列的中老年人若有童年或成年时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经历，其晚年发生躯体、心理及认知多重共病的风险显著增加。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同时针对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因素的预防策略的重要性。

老郑小评

徐小林研究员团队发表的这三篇文章，都聚焦于团队提出的“躯体-心理-认知共病”（身-心-脑共病）这一重要的共病模式，且均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可见研究数据从何而来，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我们的研究思维、格局，更为重要。

确定一个方向，深入研究，持之以恒的钻研，实在令人钦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nd risk of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multimorbidities: a multicohort study. Zhou, Yaguan et al.eClinicalMedicine, Volume 83, 103225